本文共分五个部分介绍李景林在1928年——1931年这一时期的国术活动。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段呢？其一，因为这是近代国术馆体系最重要的一个时期，既从筹备初创到完成国术馆体系的制度化、正规化并遍及全国。其二，这是李景林一生国术活动中的最高光也是最有代表性的时期。
1、中央国术馆的创建与李景林
李景林（1885——1931），原系奉军著名将领，后脱离奉系，曾以2万兵力对抗西北军20万之众，兵败后，投向国民政府，从此成为一位半职业的武术家和当时国术界的领袖人物之一。
对于李景林的军政生涯，即使在当年称誉其人者也不多，但对于李景林在推动武术传播上的贡献，在当年几乎有口皆碑。然而在今天，历史被颠倒了，一些人打着写武术史的招牌，却无视当年史料中对李景林武术活动的记载，他们对李景林极尽丑化之能事。当代一些人在写中国武术史时，只谈马良的《新武术》不谈李景林对中国武术的推动，但是只要对比一下国术运动时期李景林与马良各自都干了些什么，就知道这种历史叙事有失公允。
事实上，根据当年史料记载，自李景林弃政从武直到他去世，这一时期李景林在武术界的影响与张之江齐名，是马良之流不能比的。
本文根据当年史料记载仅就李景林在国术研究馆（后改称中央国术馆，下同）创立过程中的作用作一简述。
1927年5月11日《民国日报》报道：“据日人消息，李景林近由天津避居大连，嗣改名丁建邦赴日本长崎，更由长崎乘日邮船长崎丸，于9日午后三时十五分来沪，又改名戴印山。身着西装，略留须，偕副官及顾问上田雅郎等数人，于船抵汇山码头后最后下船。即与随员及出迎者分乘9003号等汽车二辆，赴某宅而去。”
自此，李景林正式投入国民政府阵营。
1927年11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进展顺利，已有李景林武术活动的记载，无需以改名换姓的匿名藏身了，叶大密、陈微明、陈志进等开始从李景林学习武当剑。【1】
1928年2月7日，致柔拳社陈微明等设宴欢迎李景林。来宾中有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黄郛及郑佐平、刘百川、田兆麟等200余人。李景林在致柔拳社的欢迎宴会上盛赞太极拳，为教授太极拳为主的致柔拳社宣传。
1928年3月3日，李景林与谭延闿、李烈钧、张之江、李宗仁等出席国民政府召集的国技游艺大会，并表演了剑术。表演分为五组，第一组，由第一方面军习武者组成，主要有，季雨浓、金文焕、顾汝章、白志祥、郑玉田、李玉春、李德隆、马金标、于振声、金士明、龚成祥、马海清。第二组，是李景林介绍的习武者，主要由李景林旧部的习武者7人以及上海的任鹤山、任虎臣、陈微明、陈志进、叶大密、刘百川、周筱芬以及浙江的郑佐平、田兆麟、张景淇等习武者组成。第三组，是由张之江的西北军习武者7位组成，其中李成斌表演的是自行车。第四组，由总司令部习武者组成，只有四位。第五组，由国民政府卫士队组成，因时间关系没有表演。【2】
由上可知，国术研究馆的创立源自于四大群体，其一，张之江西北军的武术习练者。其二，李景林旧部的武术习练者。其三，上海及浙江的习武者，这个群体主要由追随李景林的郑佐平的浙江系、上海的陈微明、叶大密、任鹤山这三系组成。这四个系统实际属于受李景林影响的群体。人数最多，社会影响最大。其四，此前在南京本地教拳的拳师，如金文焕、顾汝章、白志祥、马金标、于振声、金士明、龚成祥等。这是国术研究馆创立时最主要的四大群体。因此，在国术研究馆创建时期就在武术领域影响而言，李景林在社会及武术界的影响力要在张之江之上，但张之江在国民政府方面的影响力要大于李景林，当时与国民政府对接者主要靠张之江，尤其得到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和常务委员李烈钧的支持。所以，张李二人的资源具有互补性，客观上促成了两人的合作。国术研究馆以张之江为馆长，李景林副之，这反映了国术研究馆乃至后来国术馆这一系统具有鲜明的官办属性。
1928年3月4日，李景林与谭延闿、李烈钧、张之江宴请参加国府组织的国技游艺大会的国技家四十余人，席间与会者共议筹备成立国术研究馆，公推由张之江、李景林负责筹备国术研究馆事物。【3】
1928年3月5日，在国术研究馆第一次筹备会上，公推张之江为馆长，李景林为副馆长。在此次筹备会上正式提出成立国术研究馆，呈请政府备案，并推定李景林为起草员，负责起草呈文。同时还议定国术馆组织分为少林、武当两门，两门以下分刀枪剑棍四科，以拳为本位。此外又设立编辑、宣传、评议、总务四处。国术研究馆的开办费为一千元，常年经费须编制预算，资金来源分为，发起人捐助、请政府补助、发起人劝募三项，但每月至多不得超过1万元。会址拟以南京地方工会房屋为永久会址。【4】
1928年3月7日，国术研究馆筹备完成，并通过组织章程。由易强、肖芹负责与南京地方工会交涉馆址房屋，每月经费暂定1万元，其中请国府补助5千元，其余5千元由发起人募集。征求国术人才，其一由与会者推荐，其二登报征集。会上李景林推荐的国术人才依次为孙禄堂、杨少侯、杨澄甫，张之江推荐马诩。国术研究馆设立理事一人，副理事一人，名誉理事、名誉董事若干人。议定国术研究馆设立少林、武当两门，每门各设主任一人，每门分刀、枪、剑、棍、摔跤五科，每科设教务主任。国术研究馆设立评议部三至五人，于必要时临时组织之，并设编辑、总务二处，每处设主任一人。国术研究馆副理事由春季全国代表大会公推之。各主任由理事聘请之。其余各职员由理事聘请之。每科暂设一、二、三等教授各一人。每处暂设一、二、三等处员各一人。国术研究馆设文牍二人，中医一人。传达长一人，传达二人。夫役12名，厨役2名等。【5】
1928年3月7日，张之江、李景林在廖家巷公宴上海来宁各武术专家，以誌饯别。席间张之江的副官骆斌提出设立分馆以及举行考试两项提案。考试分为国考、省考、县考，国考选中者为国士、省考选中者为壮士、县考选中者为武士。国士每年不得超过5人，壮士每省不得超过8人，武士每县不得超过20人。国士可充首都及各省分馆教授，壮士充各县教师，武士可充各镇村教习。显然这是在效仿昔日科举考试的意思。无论国士、壮士、武士进入军队、警界学校时，享有特别优待。【6】
1928年3月19日，张之江、李景林联名致电上海精武会中央精武并转致柔拳社各国术团体，告知成立国术研究馆已经被国民政府正式批准，定于1928年3月24日召开成立大会，希望上海精武会派遣男女会员先期到达，共襄盛举。无任盼切，专候覆音。【7】
1928年3月24日，国术研究馆成立，于佑任、谭延闿、李宗仁发表训词，张之江答词，国术馆正理事张之江、副理事李景林宣誓。张之江、李景林亲自登台表演武技。【8】
1928年3月25日，李景林接受《时事新报》记者采访，畅谈国技之重要，同时声讨张作霖、杨宇霆勾结日本等，意在表明政治立场。在李景林滔滔不绝时，因有他事催促，李景林不得中止谈话，约记者改日再详谈。【9】
国术研究馆成立不久，4月10日，李景林与张之江代表国术研究馆参加军事委员会开办的交通技术学校开学典礼，【10】随后李景林赶赴北伐前线徐州，视察北伐战事，遂向北伐军总司令条陈战略书，并先后发表一系列劝告书即劝告孙馨远、张勋臣、郑杰卿等向北伐军投诚并公告直鲁民众欢迎北伐军。【10】
1928年4月下旬，李景林赶回南京，5月11日李景林与张之江一道举行欢迎国术研究馆主任孙禄堂到馆大会暨国术研究馆开课典礼。【11】
说明在此之前的国术研究馆还没有正式开课。
综上可知，对于国术研究馆的成立李景林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李景林与张之江密切配合，他们放弃前隙，皆为创立国术研究馆做出了重要贡献，皆是创立国术研究馆最重要的人物。【12】
注：
【1】《柔克斋太极传心录》“记奇遇李景林将军”叶大密撰，金仁霖整理。
【2】1928年3月4日《时事新报》“国技游艺会开会”。
【3】1928年3月7日《新闻报》。
【4】1928年3月7日《中央日报》“国术研究馆筹备大会”。
【5】1928年3月8日《民国日报》“国术研究馆筹备完成”。
【6】1928年3月9日《民国日报》“国术研究馆骆斌之提议”。
【7】1928年3月19日《时事新报》“国术馆念四日开幕”。
【8】1928年3月26日《民国日报》“国术研究馆成立会”。
【9】1928年3月27日《时事新报》“李景林氏之谈话”。
【10】1928年4月27日《新闻报》“李景林最近之工作”。
【11】1928年5月12日《中央日报》“国术研究馆已开课并欢迎主任孙禄堂”。
【12】创立国术研究馆最主要的人物有谭延闿、李烈钧、张之江、李景林。
2、国术研究馆成立后至首届中央国术馆国术国考前的李景林
1928年4月7日，第二期北伐战争开始，首战鲁西南。李景林随北伐军亲赴徐州前线，发表通告檄文四篇，旨在招降在山东的原奉系将领以及安抚山东民众迎接北伐军。【1】于1928年4月下旬李景林返回南京国术研究馆。
1928年5月11日，李景林与张之江举行国术研究馆欢迎该馆主任孙禄堂到馆大会暨国术研究馆开课典礼。【2】
不久孙禄堂得知国术研究馆收到针对自己的匿名诽谤信，于是孙禄堂当即提出辞职并退还聘书，挂冠而去。张之江、李景林等苦留不住。
1928年5月中旬，张之江、李景林找到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希望江苏省尽快成立国术研究馆江苏省国术分馆（又称江苏省国术馆），聘请孙禄堂来馆主持教务，务必将孙禄堂留在国术馆体系内。
1928年5月27日，江苏省国术馆宣告成立，但因该馆成立的十分仓促，斯时关于江苏省国术馆的组织架构、主要人员以及规章制度等皆未确定。【3】
1928年6月1日，江苏省政府函聘张之江、李景林、钮永建及孙禄堂的弟子郑佐平、金淑英等13位为江苏省国术馆筹备阶段的董事。【4】
1928年6月30日，李景林应邀参加上海法租界中华义勇团游艺会的开幕大会。李景林偕夫人李粹仪、李锦文表演武当剑。
1928年7月1日，李景林参加江苏省国术馆成立大会典礼，并亲自上台表演了武当剑。同日，李景林的弟子郑佐平、于化行、张景祺等到江苏省国术馆任职。【5】
因此，李景林与钮永建、张之江、郑佐平等一道都是江苏省国术馆的主要创建人。
1928年7月上旬，因上海法租界举办中华义勇团游艺大会将于7月20日——22日举行，该义勇团聘请李景林为国技组召集人，由李景林负责邀请国内各派国术名家前来表演国术。【6】
1928年7月16日，李景林率14人由南京到上海，准备参加在上海法租界举办的中华义勇团的国术表演。因7月初，李景林请孙禄堂襄助此事。故孙禄堂将尚在北方的儿子孙存周、弟子李玉琳电召南下，孙存周、李玉琳也于7月中旬到达上海。
1928年7月20日，在李景林的努力下，参加上海法租界举办的中华义勇团国技组（即武术组，笔者注）表演的各派拳师达数十位。参加表演者除了李景林及其夫人女儿外，其中著名武术家有：孙禄堂、孙存周、陈微明、任鹤山、佟忠义等，以及名拳师李玉琳、郑佐平、肖格清、郑德顺（即郑怀贤）、柳印虎、于化行、任虎臣、田兆麟、叶大密、张介臣、孟庆忠、杨法武、朱国福、朱国桢、张长义等和精武体育会、武术研究社等多家武术团体约百余位拳师参与表演。【7】
1928年7月27日，上海武术名家、以擅长独流通背称著的青帮闻人任鹤山等宴请李景林以及中外名流，应邀出席宴会的中外名流有，法国驻上海领事馆的正、副领事、法国防卫司令、中国武学宗师孙禄堂、辛亥革命名将、北伐军总司令部高级顾问蒋百器、民国陆军上将马玉仁等。李景林在宴会上发表演说宣传推行国术的道理，并表演了武当剑。【8】
1928年7月28日，上海精武体育会邀请李景林来会演讲，并表演了武当剑。
此次上海法租界举办的中华义勇团国技组的武术表演其影响不仅轰动上海，甚至波及全国。这次武术表演对于推动全国国术运动的开展，尤其对刚刚建立不久的国术馆体系的推行，起到了积极作用。毫无疑问，李景林是其中的主角。
1928年8月3日，中华国技学会在中国跑马总会举行成立大会，李景林被推举为正会长、李显谟（曾任淞沪护军使署少将参谋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为副会长、许静仁（曾任国务院总理，时任全国赈务委员会委员长）、张之江（时任中央国术馆馆长，上将）为名誉会长，并邀请孙禄堂、米剑华、姚蟾伯、欧阳予倩等各界名流赴会。【9】
1928年8月22日《时事新报》报道：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副馆长李景林联名通电各省市，中央国术馆将于1928年10月15日举行第一次国术国考。
1928年8月28日，上海中华体育会成立新的董事会，推举张啸林为董事长、蒋百器、刘少筠为副董事长，董事会推举李景林为正会长、杜月笙、赵尉先为副会长，郑佐平、肖格清、孙存周、田兆麟、许开甫、孙一鸣、邹吟庐为评议委员，步林屋、曹幼珊、樊瑾臣、徐锡之、张云江、孙梅堂等为监察委员，聘请孙禄堂为教务主任、章启东为总务主任、熊立之为文书主任、吴心谷为编辑主任等。【10】
1928年9月6日《时事新报》报道：中央国术馆理事长李烈钧、正馆长张之江、副馆长李景林联名通告全国各省区特别市政府，中华民国全国国术考试，已决定于10月15日举行第一次国考，拟假上海徐家汇顺直会馆为筹备考试办公地点。在未考试以前，特举行全国国术同志总登记。
1928年9月16日，《大公报》以“李景林将赴奉”为题，透露张学良请李景林来奉（沈阳）策划整理军事。紧接着1928年9月21日《时事新报》报道“张学良派上校副官高某赴沪迎李景林归奉，将畀以整理总监职，沈阳李之房产已归还。”随后，1928年9月26日《天津益世报》报道：“起用李景林充前方警备司令， 张学良派人赴沪劝驾”。即从1928年9月中旬以来南北几个主要大报连续报道张学良邀请李景林归奉担任军职的消息。
那么突然出现这一状况的背景是什么呢？
这就是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后，国民政府派孔繁蔚与张学良联系，7月1日，张学良向国民革命军宣告停战，并定于在7月24日由奉军发表“易帜公告”，名义上归属南京国民政府。8月9日，关于“东北易帜”一事张学良与日本特使林权助发生激烈争吵，因日本方面施加压力，张学良担心日本使用极端手段，于是与国民政府商定暂缓“东北易帜”。但此后张学良与国民政府一直保持联系商议“东北易帜”的妥善解决办法。在这期间，一年多前已经投靠国民政府的原奉系著名将领李景林成为张学良与国民政府双方沟通的一个重要人物。
完成“东北易帜”实现名义上的国家统一是当时摆在南京国民政府面前的首要大事，李景林的特殊背景是他与奉系、民国政府以及日本方面都有关联，使他自然介入到此事中。关于李景林与奉系、民国政府以及日本方面的关系是一个专题，这里不详述。
因此，在中央国术馆筹备举行第一届国术国考期间，有关“东北易帜”一事，使得李景林在与孙禄堂完成了上海举行的上海特别市首届国术考试的评判工作后，未能参加中央国术馆的国术国考，而是留在了上海法租界，这样方便与奉系方面派来的人员接触联系。这是李景林未能去南京参加中央国术馆第一届国术国考的最重要的原因。而并非是某些秽史所编造的李景林与张之江不和之故。
作为1928年10月15日中央国术馆举行首届国术国考的先声是1928年10月6日、7日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上海特别市国术考试。
上海特别市首届国术考试，实际上在中国近代武术史上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在此之前从未有由政府组织的这等规模的国术考试。因此，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定璠对此次考试高度重视。张定璠于1928年9月28日晚6时在市政府俱乐部宴请上海各派国术代表七八十人共商这次考试的办法及组织架构。【11】
1928年10月2日10时，张定璠市长在市政府召集会议，当场推定李芳辰（即李景林）、孙禄堂为评判处正副主任，蒋百器、熊天翼为监察处正副主任，又评判员19位，监察员13位，并议定了评判规则与监察注意要点。【12】
1928年10月6日，举行预试，预试是个人演示武艺。10月7日进行正试，正试是进行格斗竞技。
1928年10月8日《中央日报》报道：“【上海新闻】国术选考昨日正试 徒手比试破鼻流血者颇多”因为正试是对抗性格斗竞技，所以是日来宾是前一日的数十倍，约有四五千人，所有位置都已站满，拥挤异常。到场人员为李景林、孙禄堂及各评判委员和监察委员，此外还有何应钦、张定璠、熊式辉、蒋百器等数十位军政要员。
上海特别市首届国术考试可以说是一周后中央国术馆举行国术国考的预演，为中央国术馆举办首届国术国考提供了重要经验。
因此，李景林与张之江、孙禄堂事实上是近代中国开展武术对抗性大型赛事的先行者，开一代先河。
注：
【1】1928年5月8日《盛京时报》“李景林在徐檄北方将士”。
【2】1928年5月12日《中央日报》“国术研究馆已开课并欢迎主任孙禄堂”。
【3】1928年7月2日《民国日报》“江苏国术分馆”。
【4】《江苏省国术馆年刊》江苏省国术馆1929年7月编印。
【5】同【4】。
【6】1928年7月5日《申报》“中华义勇团游艺会消息”。
【7】1928年7月19日——7月23日《申报》“国技台”专栏连载。
【8】1928年7月29日《申报》“武术专家公宴李景林记”。
【9】1928年8月8日《民国日报》“国技学会欢宴会长”。
【10】1928年8月29日《时事新报》“上海中华体育会第一次董事会”。
【11】1928年9月27日《时事新报》“张市长昨宴本埠国术人员”。
【12】1928年10月3日《民国日报》“国术考试将举行”。
3、浙江、上海两次擂台赛后李景林“夺权失败”、“仓皇离开”与“消声东南”了吗？
近一个时期，一些人打着给他人写回忆录以及打着写某类“历史”的名义营造虚假的历史情境，借以散布讹传。从高振东的外孙子邢志良在20多年前把他编造的诸多虚假情节混入60多年前他人记录了高振东的口述中，【1】到2024年1月由台湾逸文出版社出版的由康凤元、康星所撰写的《近代中华武术擂台史》一书（以下简称“《近》书”），该书打着写近代中华擂台史的名义通过片面选取的史料并配合捏造谎言、营造虚假情境这种手法挖空心思的诋毁、矮化李景林和孙禄堂，由此在线上线下掀起一股通过片面选取史料并加以讹传、谎言曲解史料、营造虚假历史情境的邪风。本文重点针对《近》书下面这段描写，通过当年史料戳穿《近》书打着写“史”的名义歪曲历史的真面目。
在《近》书第289页的描写中营造了两个情境：
其一，李景林要借着浙江国术游艺大会，让他所请来的“外援”名家和江苏、浙江两馆的名家教员夺魁来问责张之江，借此夺取中央国术馆的领导权。
其二，上海国术大赛后李景林因为“夺权失败”，“仓皇”离开了上海，并且直到李景林去世前，华东地区再也没有李景林的消息了。
那么史实真是这样吗？事实究竟如何？
自从1928年3月24日中央国术馆成立以来，社会上一些人对于国术馆、国术活动及国术人物的各种各样的议论、传说、臆测很多，但这些传说、臆测不等于事实。
对于李景林是否要借着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擂台赛和之后的上海国术大赛的成绩来问责张之江，夺取中央国术馆的领导权，需要回到已确定的当年史实、一手史料本身来判断，而不是依据个别人的揣测按照武侠小说的思维来判断。若能如此，只要不是立场置先，自然会有一个相对合乎事实真相的判断。
首先，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是个什么性质的大会？这次大会具有考核中央国术馆管理绩效的性质吗？
根据1929年5月3日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223次会议，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在这次会议上提议举办“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目的有二，其一，为将要成立的浙江省国术馆征集国术人才。其二，引起浙江人对国术的热度。换言之，是为将要成立的浙江省国术馆制造声势、扩大影响。【2】“浙江国术游艺大会”虽然声势浩大具有全国性的影响，但其性质终究是浙江省政府主办的国术游艺活动，目的是为浙江省国术馆征集人才和造势，而不是由当时国民政府主办的国术考核活动。所以，“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对于直属于当时国民政府的中央国术馆不具有任何管理绩效考核的性质与任务。
其次，假使中央国术馆派出的参赛人员没有夺魁，就能以此来证明中央国术馆的管理出现重大失误吗？
在浙江省政府第223次会议上，因为兹事体大，也是为了扩大影响，因此会议决定请中央国术馆副馆长李景林以及孙禄堂、褚民谊来浙主持一切，以资号召。聘请李景林为大会筹备主任、褚民谊、孙禄堂为筹备副主任。因为，这三位是当时中国武术界不同方面的代表人物。李景林是中央国术馆副馆长，中央国术馆是全国武术的最高管理机构，各省国术馆属于中央国术馆分馆的性质。褚民谊是国民政府的中央委员、全国国民卫生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以及党内的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其党政地位在李景林之上。孙禄堂虽为一介布衣，但在当时武术界声誉至高，被誉为是“海内唯一的国术专家”。【3】所以他们三位代表了三个不同方面。
因此，在“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上李景林所代表的是中央国术馆。中央国术馆派员参加大会，对于这次大会是一种前来襄助的行为，而不是前来应战的。因此，李景林当然希望中央国术馆派来的是高手，能够让自己有面子。故李景林在会前给张之江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国术馆派高手来参加此会，然而这样一封信却被一些人歪曲为是李景林挑战中央国术馆的证据。
因此，即使中央国术馆作为襄助这次游艺大会派来的选手没有取得好成绩，最多也就是让李景林丢些面子，这无论如何也算不到中央国术馆的管理有重大失误上。因为在中央国术馆的主要职责中就没有襄助任何国术活动都要去拔得头筹这项考核指标。作为中央国术馆副馆长的李景林会糊涂到这种程度吗？
第三，在军政界潮起潮落大半辈子的李景林难道不知道中央国术馆的领导权交给谁是根据什么来决定的吗？
当时的国民政府实行的是党国体制，最初开办中央国术馆最有力的支持者是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李烈钧，【4】他们两位都具有代表着当时国民政府的身份，正是由于有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国术研究馆才得以顺利开办。当时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方面，张之江背后的政治资源，可利用的价值远在李景林之上。因此，当时张之江不仅是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全国禁烟委员会委员长，而且还是蒋的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团主任，并且代表冯玉祥赴南京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张之江背后有冯玉祥一系这个政治资源。而李景林是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孤家寡人带着几个随从秘密投奔到南京国民政府阵营。此外，张之江在南京国民政府内的军政地位以及受信任的程度也是李景林不能比的。因此，即使中央国术馆在管理上出现什么非政治性的问题，也不可能让李景林接替张之江管理这个国民政府下的直属机构。换言之，南京国民政府从政治利益的角度，不可能为了李景林得罪张之江。此外，虽然这个中央国术馆这个机构没有什么军政方面的权力，但是这个机构培养的各期学生很多都是要进入到不同系统的军队中去当教官的。所以，国民政府是不会放松对这个机构在政治可靠性上的管控的。
综上，无论是李景林背后的政治资源，还是李景林的身份、经历和背景，【5】使他在南京国民政府中的份量远达不到可以接替张之江的程度。对于这一点，作为在军政界潮起潮落大半辈子的李景林是不可能没有这点基本的政治认知的。换言之，在政治上李景林不是小白，李景林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可利用的政治资源，也知道自己不被南京国民政府所信任。因此，李景林怎么会天真的认为通过一次地方主办的游艺大会的成绩就能去问责张之江，进而夺取中央国术馆的领导权呢？
《近》书作者用这种低俗的武侠小说的逻辑按照他们自己的立场去写近代中华武术擂台史，不过是借着写史的名义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篡改历史而已。
当然，当时在个别媒体上炮轰张之江和中央国术馆的报道也不是没有，但没有证据证明这是李景林所为。【6】
最后，根据当年史料记载在上海国术大赛后李景林真的是从上海“仓皇”离去的吗？以及从此以后直到李景林去世前东南地区真的再也没有李景林的消息了吗？
这是《近》书刻意营造出来的两个“历史”情境，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先介绍一下上海国术大赛选手的成绩与背景，看看《近》书中所谓“李景林从上海仓皇离去”这一场景与这次大赛的成绩有没有什么关系。
获得上海国术大赛第一名的曹晏海，其本门功夫是燕青拳，进入中央国术馆后，曹晏海拜在李景林、孙禄堂二人门下，学习武当剑和八卦拳，同时与郭长生结盟，向郭长生学习独流通背拳。【7】
获得上海国术大赛第二名的马承智，幼从黄树生习少林拳，进入中央国术馆后，马承智拜在李景林、孙禄堂二人门下，学习武当剑和八卦拳。同时马承智向马英图学习八极拳、劈挂拳。【8】
获得上海国术大赛第四名的章殿卿，进入中央国术馆后拜在李景林门下，系统向李景林学习武艺。
获得上海国术大赛第五名的李树桐，是李景林的嫡传弟子，跟从李景林习武多年。【9】
获得上海国术大赛第八名的袁伟，是李景林的嫡传弟子，跟从李景林习武多年。1928年7月，袁伟拜在孙禄堂门下习形意拳。【10】
李景林的这些获奖弟子出自中央国术馆，当然不能成为问责中央国术馆教学的理由。同时他们都是李景林的弟子，因此也不可能成为李景林“仓皇离开”上海的原因。
那么，李景林是如何“仓皇离开”上海的呢？
根据1930年1月22日《天津益世报》，李景林离开上海的原因是要回天津探望其老母。【11】
上海国术大赛于1930年1月6日比赛结束，1月7日进行颁奖典礼。
1月13日，李景林发表上海国术大赛闭幕宣言，该宣言被南京、上海、天津等地多家媒体如《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申报》、《时事新报》《新闻报》（上海）、《大公报》、《天津益世报》等著名报刊进行了报道并刊登了全文。
1月21日，李景林乘太古公司顺天轮前往天津省母，1月21日下午1时，上海商界领袖虞洽卿为首，先后200余位前往码头为李景林送行，送行者包括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褚辅成、青帮大字辈的曹幼珊以及青帮通字辈的张啸林等，还有武术界的叶大密、任鹤山、翁国勋、朱霞天，商界的吴蕴初、艺术界的李桂山等。1月21日下午3时，爆竹声中李景林脱帽向送行者握别，并言3个月后即行来沪，筹备大规模之国术运动。【12】
自1930年1月7日上海国术大赛颁奖典礼结束，到1月21日，李景林离开上海，期间长达2周。
以上就是《近》书作者在该书中所称的上海国术大赛后李景林“仓皇离开”上海的真实过程。上海国术大赛后，李景林用两周时间善后大赛后的各项事务，离开上海时有政、商、武术、艺术各方人士高规格送别，这竟然被《近》书作者称之为“仓皇”的离开上海，真不知“仓皇”这个词在《近》书作者的字典里究竟是什么意思？
让我们再通过当年史料看看，自从李景林离开上海后，是否直到李景林去世，东南地区真的再也没有李景林的消息了吗？
1930年5月14日《大上海》报报道：“中央将任用李景林”，报道称：“……惟自全国国术比赛会开幕后，李氏始与现代诸政治中心人物相往还，仆仆京沪道上，颇形忙碌。……此次为中央任用，间接为蒋主席作说客，其职务初定参谋，列与秘书邵力子、周佛海一类。此职不可谓微末，关于中央军事前途至巨。惟李氏始终不愿有何名义，籍避外界之妄测。故此项任命，不知何日得以发表也。”
1930年8月21日，上海《时事新报》、《新闻报》等著名报纸报道“李景林任山东招抚使”。
1930年9月20日，南京的《中央日报》报道“李景林赴前方”，同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李景林北上”。
1930年10月6日，上海《时报》报道“李景林在济表演国术”。
1930年11月20日，上海《新闻报》报道“李景林在尚德国术会训话。”尚德国术会在上海法租界。
1930年11月29日，《上海报》以“李景林一页之失意史”介绍李景林。
1931年9月10日，《时事新报》撰文“李景林”，介绍李景林国术轶事。
1931年9月17日，《时事新报》报道“邵力子偕夫人由浔返京，李景林同来”。
以上仅仅是摘录了当年上海、南京部分报纸报道的李景林离开上海的场景，以及自李景林离开上海后直到李景林去世前，京沪两地部分报纸对李景林行踪的报道。然而，这一历史实境竟然被《近》书作者篡改为——李景林从上海“仓皇离开”并且从此东南地区直到李景林去世都再无李景林的消息了。
综上可知，康凤元、康星所撰写的《近代中华武术擂台史》一书实际上是一部篡改史实、营造虚假历史情境的秽史。
1931年12月7日《新报》刊登了《李景林轶事》，作者署名阿曼，现将其中武术方面的事迹摘录如下：
“□剑术中又弱一个矣
李景林之能剑，已蜚声海内，闻系得自异人传授，洵希世之珍也。李少年时，亟嗜习国技，性情豪迈，爱交友，每谈及武事，澈夜不倦。初练外功拳术，以力角胜，有时击一掌，或飞一腿，坚壁洞穿，而李之臂，确可扛举数百钧。纵横燕赵齐鲁间，罕可与敌。复遇孙禄堂氏，角技不胜，于是知内功练气，实具有神化莫测之妙，遂以弟子礼师孙，习太极拳，繇此武技孟晋。……”
国民政府国术研究馆（后改成中央国术馆）筹备期间，请参与筹备者推荐功夫造诣高深的拳家，李景林首推孙禄堂。由此推知此文盖非孟浪之言。
注：

【1】《绝顶出青云——武者 武学 武道》附件2：“孙禄堂辞去国术研究馆任职实录”，香港国际武术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繁体版，2022年10月出版简体版。
【2】《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汇刊》浙江省国术馆1930年3月出版。
【3】1928年《兴华》第25卷第18期，第44页。
【4】《中央国术馆汇刊》“本馆筹备会纪事”，中央国术馆1928年7月出版。
【5】李景林原系奉军名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李景林率军攻占天津后年余，李景林联合冯玉祥反奉，以后又反被冯军攻击，失掉直隶及天津。后在走投无路下，投靠国民政府。
【6】1929年11月29日《世界晚报》“中央国术馆之整理”一文。
【7】曹晏海为李景林弟子，见《武当剑法大要》黄元秀编著，曹晏海为孙禄堂的弟子，见《孙禄堂武学录》孙剑云编著，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8】同【7】。
【9】见《武当剑法大要》黄元秀编著。
【10】同{7}。
【11】1930年1月22日《天津益世报》。
【12】1930年1月22日《民国日报》。
4、近代开展中国武术对抗性竞技大型赛事的先行者——李景林、孙禄堂不主张开展武术的对抗性竞技吗？
2024年1月，由台湾逸文出版社出版的由康凤元、康星所撰写的《近代中华武术擂台史》（以下简称“《近》文”）是一部处心积虑编造的秽史，该书打着编写近代中华擂台史的名义，却通过片面的选取史料结合他们捏造的谎言妄图以假乱真。为此他们刻意营造出一幅幅虚假历史场景，突出的表现为他们以这种手法挖空心思的诋毁、矮化李景林和孙禄堂。如，该书声称孙禄堂与李景林“对于技击并不十分热衷，其本人和其亲传弟子对于竞技对抗的项目也极少参与，……” 那么史实是这样吗？
还是用史料记载来回答吧。
一、上海特别市首届国术考试
作为全国性的首次中国武术对抗性竞技就是中央国术馆举行的第一届国术国考，这次国术考试最初酝酿于1928年3月7日，具体方案架构由骆斌提出，主要筹划者是张之江和李景林，1928年3月15日《天津益世报》“李景林提议恢复武考”为题披露其内容。而作为第一届国术国考的先声是1928年10月6日、7日两日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上海特别市国术考试。
上海特别市首届国术考试，实际上在中国近代武术史上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在此之前，从未有由政府组织的这等规模的国术考试。因此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定璠对此次考试高度重视。张定璠于1928年9月28日晚6时在市政府俱乐部宴请上海各派国术人员七八十人共商这次考试的办法及组织架构。【1】
1928年10月2日10时，张定璠市长在市政府召集会议，当场推定李芳辰、孙禄堂为评判处正副主任，蒋百器、熊天翼为监察处正副主任，【2】又评判员19位，监察员13位，并议定了评判规则与监察注意要点。【3】
上海特别市国术考试作为中央国术馆举办首届国术国考的先行，其评判处正副主任是一个特别重要也是特别敏感的岗位。李景林作为评判处正主任是因为他是中央国术馆的副馆长，作为这次国术考试在所属管理关系上他具有权威性。孙禄堂被推定为评判处副主任是因为孙禄堂的武功造诣在当时武术界享有至高声望，代表了国术这个领域里的专业性权威。
显然最终确定李景林与孙禄堂担任此次上海特别市国术考试的正副主任，是数日前张定璠在市政府俱乐部宴请上海各派国术人员七八十人共商这次考试的办法及组织架构的结果。
试问，如果孙禄堂对于技击并不十分热衷，而这次国术考试的主要内容（正试内容）恰恰是综合性的对抗性竞技，孙禄堂的评判如何服众？张定璠以及上海国术界会推定这样的人担任这次国术考试的评判副主任吗？张定璠作为这次上海特别市国术考试的总负责人会闲的没事给自己找这种麻烦吗？
因此，只要有正常人思维逻辑的人都能判断出《近》书作者所称“孙禄堂对于技击并不十分热衷”并非事实。
事实上，孙禄堂只是对于如何提升技击能力在认识与方法上与有些人不同。比如，孙禄堂曾对某些前来求学的人讲：“你若想打天下第一，另请高明。我所授之艺强身健体绰绰有余。”孙禄堂之所以对某些求学者这么讲，是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是奔着要提升自己的技击能力来的。否则，孙禄堂没有必要说这番话。对于如何提升技击能力，孙禄堂认为“君子务本”，“反者道之动”,要想提升技击能力，就不能总想着打天下第一，而是要首先把心态放平，先扔掉打天下第一的念想，踏踏实实的把基础打好，甚至对于有些人需要重新建立基础。因此，孙氏拳的技击训练强调“体外无法”，【4】以体为本。如果这个“本”的水平不高，整日乱打一气，虽然短期内能够提升技击能力，但是这样训练出来的技击能力的天花板太低。多年后中央国术馆第二次国术国考的表现就证明的这一点。【5】
1928年10月6日，上海特别市国术考试开始举行预试，预试是个人演示武艺。10月7日进行正试，正试是进行格斗竞技，包括散手、摔跤、长兵、短兵等对抗性技击。
1928年10月8日《中央日报》报道：“【上海新闻】国术选考昨日正试 徒手比试破鼻流血者颇多”因为正试是对抗性格斗竞技，所以是日来宾是前一日的数十倍，约有四五千人，所有位置都已站满，拥挤异常。到场人员为上海特别市国术考试正副评判主任李景林、孙禄堂及各评判委员和监察委员，此外还有何应钦、【6】张定璠、熊式辉、蒋百器等数十位军政要员。
1928年10月8日《中央日报》
上海特别市首届国术考试可以说是一周后中央国术馆举行国术国考的一次预演，为其举办提供了重要经验。
因此，李景林与孙禄堂是近代中国开展综合性技击大型赛事的先行者。
二、浙江国术游艺大会
1929年5月3日，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在省政府223次会议上提出举办浙江国术游艺大会，获得会议通过。同时会议决定聘请李景林为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褚民谊、孙禄堂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7】同月，浙江省国术馆成立。
1929年6月6日，西湖博览会隆重开幕。6月8日在西湖博览会大礼堂补行浙江省国术馆成立典礼，邀请的主要来宾有孙禄堂、褚民谊、孙存周、杨澄甫、杜心五、金佳福、刘百川、吴鉴泉等，成立典礼上先后共有数十位国术家登台献艺，此次全国多位声名显赫的国术名家来浙江表演国术，在浙江尚属首次，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8】为接下来将要举办的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奠定的信心。
1929年9月上旬，张静江再次致函李景林，正式聘请李景林为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褚民谊、孙禄堂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并请于10月1日前来杭州筹备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一切事项。李景林复函承诺前往。【9】
1929年9月25日，李景林就赴任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筹备一事到镇江拜访孙禄堂，商议有关事项。【10】
1929年9月30日，李景林到达杭州赴任。【11】
1929年11月2日，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内容及进程登报公诸于世，内容分三部分，拳术表演、器械表演和徒手擂台竞技，定于11月15日举行开幕典礼，11月16日至18日拳术表演，11月19日至20日器械表演，11月21日开始进行徒手擂台竞技。【12】
对于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决定进行徒手打擂一事，在筹备期间曾发生争议，筹备副主任褚民谊不赞成进行徒手打擂，又提出他那一套以测力为主要内容进行比试。
因早在一年多前，在1928年10月27日到28日上海举行的上海国术运动大会上，褚民谊就以其握力器测试握力出过一次风头。1928年10月28日上午，在由上海市市长张定璠及李景林、熊式辉和褚民谊向代表上海参加国术考试的人员颁发中央国术馆国术考试证书和上海特别市国术考试证书后，褚民谊忽然从自己的衣袋内拿出一个计步器，向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定璠解释其用，随后又拿出一个握力器解释其用，褚民谊自己先握了一次，显示为63度，然后交给张定璠，张定璠握了两次，一次37度，后一次为42度，然后又交给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测试，熊式辉第一握，只有34度，褚民谊告以熊式辉握姿及方法，熊式辉再握，则是47度，最后李景林试握，为42度。【13】褚民谊由此在这次国术运动大会上大出一次风头。
在这次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筹备会上，褚民谊又提出这类方案。当褚民谊提出他的方案后，立即遭到了本次大会的另一位筹备副主任孙禄堂的反对。孙禄堂伸出一个手指，请当场选出一位力大者，握住自己的手指可任意撅扭，当该人握住孙禄堂的手指后，该人只能随着孙禄堂身体的转动而转动，由于该人完全被控，故无法施力撅扭孙禄堂的手指。孙禄堂以此示范了对于技击而言，力大者未必能将其力用于技击。于是此次大会否定了褚民谊提出的方案。因此，谈何孙禄堂不主张开展对抗性技击竞技？！【14】
在这次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擂台比赛上，选手不准戴护头面具及皮手套等，乃是赤手相搏。【15】这是与中央国术馆举行的国术国考的拳术比赛所不同的，因此其对抗性烈度大于中央国术馆国术国考的拳术比赛。参加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打擂比赛的孙禄堂的弟子多为跟随孙禄堂不及两年的弟子，老弟子中只有孙振岱、陈敬承参加了擂台比赛，但由于他们的功力远胜他人，为了防止在打斗中他们无意间的本能反应会伤及对手性命，孙禄堂嘱咐他们在打斗中务必不要伤及对手性命，乃至孙振岱在与对手比赛时，有意不踢中对手，接连使出两腿皆擦面而过，其势令对手骇服，立即认输。孙振岱取得两战两胜后，【16】孙禄堂建议孙振岱不要继续后面比赛。陈敬承也是在轻取山东武术名家纪炎昌后，【17】随即放弃后面的比赛。
孙振岱是自幼从学于孙禄堂，是孙禄堂的入室弟子之一，此时孙振岱为江苏省国术馆的一等教习。孙振岱曾在山东省公署及山东省东临道尹公署任职，并在山东第三师范、第二中学教授武术，大枪名手冯锡珍即孙振岱在山东时收的弟子之一。
陈敬承是孙禄堂在鄚州时收的亲传弟子，主修形意拳，此时是江苏省国术馆形意拳教习。
郝家俊16岁时拜在孙禄堂的门下深造形意拳，但因其年少，其艺主要是由李玉琳代师（孙禄堂）传授，此时是上海尚德国术会的教师，获得本次比赛的第28名。
获得此次比赛第5名的胡凤山是于1927年拜在孙禄堂门下，从孙禄堂深造形意拳，是得到晚年孙禄堂传授形意拳的弟子之一。【18】
其余，如曹晏海、马承智、李庆澜、袁伟、童文华、徐铸人等十余位参加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擂台比赛的选手拜在孙禄堂门下皆不及两年，【19】虽属于带艺投师者，但也皆得到晚年孙禄堂的亲自传授。其中曹晏海获得本次比赛的第4名、马承智获得第6名、李庆澜获得第14名、袁伟获得第21名。【20】
由上可知参加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擂台比赛的孙禄堂的弟子有十余位。
因此，《近》文称孙禄堂的弟子中只有胡凤山、孙振岱参加过擂台比赛。这完全是在公然说谎。
因此，康凤元、康星在其《近代中华武术擂台史》中声称“孙禄堂先生对于技击并不十分热衷，其本人和其亲传弟子对于竞技对抗的项目也极少参与”之说完全与史实不符。
三、上海国术大赛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这次大会虽是一次游艺大会，但在社会以及国术界的影响不在中央国术馆举办的首届国术国考之下，尤其经济效益斐然。于是上海的虞洽卿与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决定在上海也举办一次国术大赛，他们邀请李景林、孙禄堂于12月初来上海筹备上海国术大赛。
由于有了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经验，上海国术大赛全程都是徒手擂台对抗比赛，拳械表演合并在擂台比赛的间歇。因此，由李景林、孙禄堂确定的上海国术大赛赛程是以打擂的形式贯穿始终的。谈何李景林、孙禄堂不主张开展技击对抗？
上海国术大赛的前三名为曹晏海、马承智、张熙堂，三人之间未进行比试，是由评判主任李景林、评判副主任孙禄堂、褚民谊及各评判员商议的结果。
这些获奖者所练的拳术多是兼学多家，其中多位获奖选手如曹晏海、马承智、李树桐、袁伟等在参加这次比赛前一年，就已经拜在李景林、孙禄堂二人的门下。此外，张熙堂是孙禄堂的弟子，章殿卿是李景林的弟子。
本次大赛第一名曹晏海的本门功夫是燕青拳，进入中央国术馆后，兼修独流通背拳、八卦拳、太乙腿法和武当剑（亦称太极剑）。获得本次比赛第二名的马承智，幼从黄树生习少林拳，进入中央国术馆后不久，马承智拜在李景林门下学习武当剑、拜在孙禄堂门下深造八卦拳，又从马英图学习八极拳和劈挂拳。只有获得本次比赛第三名的张熙堂专修形意拳、八卦拳。张熙堂原本从肖格清、孙存周学形意拳、八卦拳，1928年张熙堂拜在孙禄堂门下深造形意拳。
此外，第4名章殿卿1928年就已拜在李景林门下，是李景林的亲传弟子，第5名李树桐、第8名袁伟原本就是李景林在天津时的亲传弟子，1928年7月二人又拜在孙禄堂门下，成为李景林、孙禄堂两人门下的弟子。
另外参加上海国术大赛擂台比赛的孙禄堂的弟子还有胡凤山、郑怀贤、杨洪滋、郝家俊等。因此谈何孙禄堂的弟子中除了胡凤山、孙振岱，其他人没有参加擂台比赛？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上海国术大赛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两次全国性擂台大赛，李景林和孙禄堂是这两次擂台大赛的主要筹备者和执掌者。两次大赛也是以李景林和孙禄堂二人的弟子成绩最为突出。当然这些弟子中有一些是带艺投师者，但也不能因此否定李景林、孙禄堂根据每个带艺投师者的条件因材施教传授他们武艺的事实以及对他们武艺的造就。马承智曾对其弟子余永年讲，他在跟孙禄堂学八卦拳前，转八卦时，是人围着树转，在跟孙禄堂学八卦拳后，感觉是树围着人转。此外，马承智的地面解脱术也是来自孙禄堂的传授。此为马承智的弟子余永年对笔者所述。而当时中央国术馆的一些教师还不了解地面技术。上海国术大赛后，中央国术馆组团，由张之江带队去日本访问，与日本柔道交流后才有所了解。
因此，康凤元、康星在《近代中华武术擂台史》中声称“孙禄堂先生对于技击并不十分热衷，其本人和其亲传弟子对于竞技对抗的项目也极少参与”之说以及孙禄堂、李景林不主张开展技击对抗等说法皆与史实不符。
注：
【1】1928年9月27日《时事新报》“张市长昨宴本埠国术人员”。
【2】熊天翼（1893年5月19日—1974年1月21日），讳式辉，字天翼，时任上海警备司令。
【3】1928年10月3日《民国日报》“国术考试将举行”。
【4】《绝顶出青云——武学武学 武道》第五篇第4章“仙人指路 孤诣传灯”（香港国际武术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繁体版，2022年10月出版简体版）。
【5】《求是季刊》第一卷第二期“金陵之行”一文（山东省国术馆1935年1月10日出版）。
【6】何应钦（1890年4月2日－1987年10月21日），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委员，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7】《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汇刊》浙江省国术馆1930年3月出版。
【8】1929年6月10日《申报》“国术名流表演与欢宴”。
【9】1929年9月12日《大公报》“张静江聘李景林组织浙江国术游艺大会”。
【10】1929年9月27日《时事新报》“李景林过镇”。
【11】1929年10月2日《南京晚报》。
【12】1929年11月2日《时事新报》“浙江国术游艺会讯”。
【13】1928年10月30日《晶报》“张定璠、熊式辉、褚民谊、李景林大赛握力”。
【14】《孙氏太极拳》“孙禄堂先生传”居浩编写，台北真善美出版社1967年出版。
【15】同【10】。
【16】同【7】。
【15】同【7】。
【18】《孙禄堂武学录》孙剑云撰，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另据孙剑云介绍。
【19】同【18】。
【20】同【7】。
5、李景林轶事二三
李景林是民国国术馆时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然而当代对他介绍者不多，本文就笔者所知择要略述二三，管窥其人其事之一斑。
一、武当剑与二郎刀
李景林以武当剑和太极拳驰名近代武林，但李景林家传的功夫，也是他自幼练的功夫并非是这两样，而是二郎门拳械和燕青拳又称迷踪门拳械。据李景林自己讲，武当剑是他后来跟异人陈世钧所学，太极拳则是学于杨健侯。
据李景林的文书刘子明讲，李景林在器械上除了精擅武当剑外，还擅使二郎刀，二郎刀全长7尺5寸，三尖两刃，属于中长器械。昔日，李景林军中有幕客李某，号“神枪李”，擅六合大枪，性耿介，与同僚幕客宋某口角，欲发生冲突，宋某年迈，不能与敌。李景林出面调停，李某仍不服，李景林对李某讲：“咱俩试试吧！”李某持大枪，李景林持二郎刀，不及三合，李景林之二郎刀已抵在李某头颈处，李某失色，悻悻而退，遂不辞而别。李景林闻之，派员追送大洋1千元，并嘱咐相关知者，对此事不要外传。因李某靠教授武艺维生。
后有李某在台湾的再传弟子徐某，对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时，李某在检查委员中位置不高，而愤愤。声称李某睥睨群雄等，事实上李某在李景林面前哪有那个气势。
二、质疑之下，新弟子为师出头
1927年4月李景林因联络孙传芳、冯玉祥、靳云鄂等反奉，遭到褚玉璞逮捕。后经日本方面调解，李景林获得释放，渡海去日本。1927年5月李景林去南京投靠国民政府，被委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直鲁军招抚使、上将。但皆属虚职。
1928年3月24日国术研究馆（后改称中央国术馆）成立，李景林被推举为副馆长。
1928年7月李景林在上海法租界表演了几场剑术，当时有报纸讽刺李景林是“穷途卖艺”（《小日报》1928年8月23日“李景林穷途卖艺”），又说李景林的剑术与江湖卖艺者无大差异，其剑术水平与在大世界表演的九岭童姐弟相仿等。由此引起当时国术界的一些人对李景林剑术的怀疑。
这时李景林新收的弟子姜容樵为了给李景林的剑术正名，就去自己的形意拳、八卦拳师父张兆东处探询张兆东对李景林剑术的评价，张兆东称李景林之剑术已臻神化，我们就是去学也学不会。姜容樵随后带着张兆东的这一评价去访孙禄堂,姜容樵问孙禄堂对张兆东这一评价的看法，孙禄堂与张兆东、李景林都是朋友，于是孙禄堂自然就顺着张兆东的意思说，谓之李景林的剑法已经“冠绝古今”,我们学不会。这样姜容樵就将张、孙二公对李景林剑法的评价写入他的《写真青萍剑》一书中，作为他要“海内同志怀疑将军（即李景林，笔者注）剑法者，可以释然矣。”（以上所述见姜容樵《写真青萍剑》“横江飞虹”一节）的依据。从此后的事实上看，孙、张二公对李景林剑术的推重，在当时武术界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此后技击名家拜于李景林门下者甚众，据说达到500人。
当然也有不服者。
因此“打铁还需自身硬”。
据台湾武术史研究者周剑南介绍，姜容樵对他讲过一件他亲眼目睹的事：张兆东的一位朋友某，不服李景林。一次武术表演,李景林的剑术压轴,李景林表演剑术后，从台上下来，到休息室，时众人纷纷称赞，而某面露讪笑,似欲言又止。某自称得郭云深秘传（后来在日伪时期，某自创一派），喜口出大言。李景林观察敏锐，对某说：“你不用笑了，看来我练的不好。”某答：“您是大令，大令哪有不好的。”李景林说：“今天在这屋子里没有外人，你就不要把我当大令了，咱们试试吧。”于是某作势逼进，李景林迎上去，双方相接之瞬，某倒于沙发上，某的帽子被震落在地上。某爬起来，捡起帽子，没有说话，黯然退场。
某早期弟子章殿卿对李景林的功夫一向钦佩不已，此时已从李景林学拳有年。所以，李景林在武术界能够有那样的威望，他自己的功夫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三、摆擂与打擂
李景林一向是主张开展实战技击交流的，这与当年李景林在其军中设立武术营有关。当年李景林的武术营，终日相互苦格，以检验格斗技法的实效性，对提高格斗能力效果明显。
1929年5月，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本是商贸性质的活动。但恰逢浙江省国术馆成立，为了提升这次活动的影响，同时也是为提升浙江省国术馆的影响，决定借这次西湖博览会的东风，举办一次有全国影响的国术游艺大会。于是浙江省主席张静江请李景林来主持筹划。李景林立即请来在当时武术界享有巨大号召力的孙禄堂作为筹备副主任，同时也请来法国医学博士褚民谊，作为另一种招牌。但是在商定国术游艺大会的内容时，褚民谊不主张增设对抗竞技内容，而是主张采取西方体育的一套，表演套路、比握力、举重等。孙禄堂当即反对，指出这种东西难以衡量中国武术的造诣。孙禄堂对众人讲：“我伸出一个手指头，你们随便选一位力大者，看看能不能把我的手指撅弯。”随之孙禄堂伸出食指，在座的一位力大者起身握住孙禄堂的手指，欲将孙禄堂的手指撅弯，结果随着孙禄堂的转走，该人只得随孙禄堂转圈，而且摇摇晃晃，无法立稳，完全使不上力。于是众人同意孙禄堂提出的以比武竞技的方式进行打擂台。但是关于裁判规则的问题也有争议，孙禄堂提出判断胜负的标准有二，一是一方自动认输。二是裁判看到某一方确实不敌，判输。但是也有不同意见，认为这样裁判会成为比赛的焦点。于是李景林提出干脆倒地为负，哪怕手一触地，就算输了。最终就按李景林的这个意思作为判定比赛胜负的原则。显然这种规则有利于练摔跤和练太极拳者。即使如此，某些著名拳师，尤其是太极拳名家看到有打擂一项，而且允许台下的人当场挑战这条，便不敢登台了，连表演都不参加了。如武式太极拳的郝月如本来报名了登台表演，得知允许有人可以当众挑战，连表演都不参加了，只当看客。更有甚者是杨澄甫，由于这次大会的主办单位之一是浙江省国术馆，杨澄甫时任浙江省国术馆教务长，本来他应该带头参加比赛至少应该参加表演，结果他也为了躲避挑战，不敢登台，连上台表演都放弃了。结果上擂台撑场子的是孙禄堂和李景林的一批弟子，如孙振岱、胡凤山、马承智、朱国禄、陈敬承、童文华、曹晏海、章殿卿、李庆澜、徐铸仁等。负责维持擂台秩序的检察委员也是由孙存周来挂帅领衔。
那么，有人登上擂台指名挑战吗？
有的！
河北某名拳师、通臂拳家郭某登台指名挑战李景林，结果交手未几，郭某被李景林横击出数步外跌倒。人云，李景林既摆擂又打擂，是条好汉。又有江西某僧登台，宣称挑战各路选手，胡凤山自愿上台代表众选手接战。结果胡凤山以一个交叉步飞出一击崩拳将该僧头骨击陷，该僧倒地昏厥，被事先安排的急救车救去。胡凤山从孙禄堂习形意拳、从李景林学武当剑，是江苏省国术馆一等教习。
这次打擂比赛轰动全国，每天观众达数万人。于是上海帮会看到了商机，由虞洽卿牵头，与张啸林、杜月笙邀请李景林、孙禄堂共同策划筹备上海国术大赛，继续杭州的打擂比赛。一些远道而来，未赶上杭州擂台赛的，参加了上海国术大赛。上海国术大赛比赛结果，与这次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一样，名列前茅者皆为孙禄堂、李景林二人的弟子、学生或二人共同收的门下弟子。
这两次擂台比赛都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在探究中国武术如何向现代竞技技击比赛转型方面，在近代中国武术史上留下了极其重要的一页。作为这两次活动的主要策划、筹备和召集人，李景林的影响和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四、创编81式太极拳
1930年4月应韩复榘的邀请，李景林去济南创建山东省国术馆，并担任馆长。山东省国术馆筹备之初，因李景林曾随杨健侯学习过杨氏太极拳，因此李景林提出编写一套教授杨氏太极拳的教材以便普及。这件事交给教务主任李玉琳，要李玉琳与杨澄甫和陈微明共同完成。第一稿完全按照杨澄甫的意思写出来，并绘制的图片，李景林看后不满意，认为其中一些动作不合理，要求修改。杨澄甫认为这套拳是我们家的拳，我凭什么修改，虽然不敢这么说，但就是不改。李景林看出杨澄甫的意思，就要李玉琳与杨澄甫就拳中的一些式子的用法进行切磋，杨澄甫不敌。于是只好修改，一连又修改了两次。最终形成山东省国术馆的太极拳教材，即81式太极拳。后来这套内部材料由田镇峰公开出版。李景林对拳术教学之认真由此可见一斑。
山东省国术馆正式开课后，李景林为了给杨澄甫面子，要杨澄甫推荐人来山东省国术馆担任太极拳的教师，专门教授这套81式太极拳。杨澄甫就推荐武汇川去济南教授这套太极拳。
1931年12月3日李景林突然去世，国术界震惊。李景林去世后，山东省国术馆内部人员有了很大的变动，原来的书记员田镇峰担任了教务长，田镇峰去上海参加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时，与武汇川进行了推手交流，未感受到有何精妙处。不禁唏嘘感叹一番。
李景林在民初国术馆时期，虽然其活动时间只有三年余，但他为中国武术的发展，尤其对技击运动的开展贡献独到，其影响力可与张之江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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